编译局阿根廷别为希腊哭泣

希腊的经济危机令该国伤痕累累,在由此引发的争议中,没有哪个国家的过往经历比阿根廷更令人念念不忘。从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和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这样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货币问题专家,再到欧洲和美国喋喋不休的讲堂,那些为希腊难局寻求解决方案的人士似乎都将目光转向了1998到2004年间令阿根廷经济遭受重创的大萧条。在希腊和阿根廷之间可以进行对比,为此提供佐证的是,这两个国家经济危机的结构性成因和灾难性后果均呈现惊人的相似性。事实上,任何混淆这两个国家的人都可被原谅。

历经执政当局的腐败无能造成数年无所顾忌的借债和支出之后,2001年,阿根廷经济步入急剧下滑阶段。那些借债和支出均在国际金融机构帮助下得以实施。随着其国内生产总值骤跌几乎三成(与希腊一致)并且失业人口如火箭般攀升至人口的几乎四分之一,数百万阿根廷人的生活堕入贫困当中。人们争相提取银行存款,迫使政府颁布命令冻结银行账户,以防止该国耗尽全部钱财。这随后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一波和骚乱,导致22人死亡,200人受伤。总统费尔南多·德·拉·鲁阿(Fernando de la Rúa)希望缓和局势,他乘坐直升机逃离了。之后不到一年时间里,再有两位总统和至少五位经济部长会试图修补阿根廷经济。

纵然如此,令希腊经济危机的学生万分着迷的,恰是那段困苦时光之后阿根廷经济的强劲复苏,而不仅仅是危机本身。到2003年,经济萎缩的最初阶段过去仅仅一些年之后,阿根廷经济就开始大踏步复苏。2003年到2012年,阿根廷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7.2%,这段时间是其历史上最长的经济扩张时期之一。事实上,在这段时期的大多数时间里,阿根廷是西半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其国内生产总值从2001年恰在经济崩溃后的1000亿美元增加到2014年的4700亿美元。

伴随这一经济扩张历程的是,阿根廷的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开始显著收缩,从2002年创纪录的165%降低到2012年的仅为43%,较大多数发达经济体都低(德国的这一比重是81%,法国是90%,美国是101%)。而且幸运的是,其国民承受揪心之痛的时期持续短暂。到2005年,居民家庭收入增加了将近五成,这帮助数百万阿根廷人提高了生活水准,令他们重回中产阶级行列。2013年,失业率降至大约7%,而在危机顶峰,阿根廷的失业率与目前的希腊大致相同。

那么,从阿根廷经济的这一死而复生过程当中,希腊可以获得什么教益呢?简短回答是:不太多。理由是,在阿根廷可以发挥神奇功效的诸多政策工具,如完全拒绝偿还全部外债和内债,在希腊并不可取(或者对大多数国家来讲大致都是不可取的)。而鉴于希腊缺乏丰富的自然资源可以用来实现出口繁荣以拯救经济,那些它有可能采用的政策工具,比如令本地货币贬值以推动出口(这对希腊人而言或将意味着退出欧元区并恢复使用德拉克马),在阿根廷则无法期待具有同样的效果。(德拉克马是希腊于2002年1月之前使用的货币,之后为欧元取代。——译注)

然而,阿根廷确实保留了一些有价值的教训可供希腊参考。要而言之,阿根廷经济在没有任何外援的情形下重回增长之路,这一事实对由债务引发的经济崩溃发生期间有关国际援助作用的传统判断提出了针锋相对的反驳。

2001年后,阿根廷通过三项直截了当的措施令其经济重新起步。首先,在未能与IMF和私人放贷机构达成再融资协议后,阿根廷拒绝偿付其全部债务,包括拖欠IMF的部分。这令阿根廷2002年拖欠的950亿美元主权债务成为史上国家欠债中最大的一笔,直到2012年希腊自身欠债1300亿美元,这个记录才被打破。(希腊的欠债很快就被来自欧洲中央银行和IMF的援助所抵消。)阿根廷采取的第二项措施是将比索的价格与美元脱钩——即阿根廷经济“去美元化”——伴随而来的是所有债务和储蓄(包括私人储蓄)被强制兑换成比索。在危机到来前的一些年,作为解决持续通胀问题的最后措施,阿根廷已将其货币与美元挂钩。第三也是最后一项措施是将比索贬值,此举着眼于通过出口令阿根廷经济恢复生机。

拒绝偿还债务有助于阿根廷应对其再融资问题,迅速而有效地缓解了该国的清偿危机。此举还令阿根廷得以依据其自身条件调整债务结构,即选择要予以偿还的债权方、何时偿还以及偿还数量。但拒绝偿还债务的决定并非万灵药。据《经济学人》报道,通过折价65%发行新的有价证券,到2006年阿根廷设法向IMF偿还了95亿美元,到2012年与93%的债权方达成了一致意见。但因与那些拒绝接受阿根廷所提条件,反而要在法庭上试试运气的人士之间发生赔偿争议,该国在海外深陷法律诉讼的泥潭,那些诉讼大多发生在纽约州。若干判决支持那些坚持到底的人士,其中一项判决由美国联邦法官托马斯·格里萨(Thomas Griesa)做出,他称,阿根廷置其债权人陷入困境的决定是“不道德的”。阿根廷政府无视这些判决,并誓言不向其所称的“秃鹫基金”(vulture funds)的要求屈服。到今天,阿根廷依旧被私人信用市场排斥,这是可以理解的——在国际上,该国已陷入重重麻烦之中。

去美元化令阿根廷能够相对迅速地回归某种经济常态;比如,政府重新开放了银行并开始支付养老金和薪金。但这一举动还是造成了相当大的麻烦。鉴于强制兑换令储蓄账户、养老金和其他资产的价值损失了几乎一半,去美元化的举措造成了广泛的不满和社会动荡。特别是,去美元化对阿根廷的中产阶级而言意味着巨大的挫折,他们首度在每个人都假定是由美元担保的银行账户中拥有储蓄。由于这一原因,很多阿根廷人将2001年的经济崩溃视作比1980年代晚期的极度通货膨胀更为糟糕的灾难。1980年代晚期,通胀压力催生了食品暴乱,其中一次致人死亡的暴乱1989年发生在罗萨里奥(Rosario),迫使政府宣布实行三十天的紧急状态。(罗萨里奥是阿根廷东部港口城市——译注)

2002年将比索贬值大约300%的举措以削减名义工资这种原本绝无可能实现(至少远不会如此迅速)的方式提高了阿根廷相较于其他国家的竞争力,并且,随着诸如谷物、啤酒、大豆、葡萄酒之类阿根廷产品相较于经济崩溃之前便宜许多,此举还为阿根廷国库带来了巨量现金流入。此外,该国成了旅游者的乐土。阿根廷的欧式首都城市布宜诺斯艾利斯成了拉丁美洲最廉价的城市之一,而历史上这里曾是拉丁美洲生活成本最昂贵、最富有魅力的城市;特别是来自邻国巴西和智利的旅游者成群结队地前往度假胜地巴塔哥尼亚(Patagonia)和巴里洛切(Bariloche)。(巴塔哥尼亚一般指南美洲安第斯山脉以东、科罗拉多河以南的地区,主要在阿根廷境内;巴里洛切是阿根廷南部旅游城市,有“美洲的瑞士”之称。——译注)

斯蒂格利茨、克鲁格曼以及其他同样重量级的经济学家已就赞成和反对希腊追随阿根廷经验的理由发表过意见。他们的结论是,阿根廷模式优点多多。但严格而论,阿根廷模式的大多数方面完全不可效仿:这一模式始于拒绝偿还债务,这是一个大胆的选项,只有自然资源丰富到可与阿根廷相提并论的国家才能考虑采用。事实上,拒偿债务这种事情于阿根廷而言是某种国家性的痴迷。据《》报道,自1806年以来,该国如此行事已经有七次,最近一次是在去年。该国自然资源异常丰富的状况鼓励了这种习性。也就是说,蕴藏于石油、矿产品、牛肉及其他农产品中的巨量自然财富令该国能够相对容易地重新获得国内外债权方的青睐,并在没有太多外来援助的情形下挺过难关。

希腊的债务两倍于阿根廷,其经济规模为阿根廷的一半,因而,对希腊来讲,拒绝偿还债务根本不是选项。希腊前财政部长雅尼斯·瓦鲁法基斯(Yanis Varoufakis)在向《》发表评论时差不多认可了这一点。当时,就希腊应当拒绝偿还债务并效法阿根廷的主张,瓦鲁法基斯认为,这一主张“相当错误”。一个关键问题是希腊在欧元区的复杂纠葛及其与欧盟伙伴国家的关系:迄今为止,欧盟已两次拯救希腊,提供了大规模援助,时间是2010和2012年。7月早些时候商议的第三次援助仍然有待最终敲定,这次援助总额达到860亿欧元。另一个问题在于,希腊不具备把握主动权的能力。希腊不像阿根廷,包括石油、化学品、药品在内,其绝大多数核心必需品仰赖进口。难以想象,哪怕是在短时间内充当阿根廷式的经济变节者,希腊可能如何运转而不释放出灾难。

对希腊来讲,暂时退出欧元区是一个更加现实主义的选项。这样,希腊可以拥有足够长的时期,借助债务重组计划、将本地货币贬值以及外国援助来复兴经济。该提议受到阿根廷2001年之后实行的去美元化举措的启发,也是克鲁格曼、斯蒂格利茨和很多其他经济学家正在推荐的方案。但是,至少相较于阿根廷设法将比索与美元脱钩时的相对轻松,希腊在短期内退出欧元区是一件说起来比做起来容易得多的事。由于阿根廷从不曾放弃其国家货币,该国也就并未放弃一种货币而恢复另一种。它只是曾经将比索的价格与美元挂钩,而这一决策可以轻易推翻。并且,阿根廷经济的去美元化并不要求阿根廷放弃或者终止其地区性贸易协定,特别是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南方共同市场是南美地区最大的经济一体化组织,1991年成立。——译注)

希腊的情形全然不同。经济危机爆发前签署的阿根廷商业合同约定,交易按照比索价格执行,这些合同在阿根廷债务重组期间继续有效,而希腊的商业合同是以欧元结算。随着企业或将被迫用一种非常疲软的货币承受以欧元命名的债务负担,转而使用德拉克马或别的货币就有可能催生大量破产事端。而且,罕有讨论到的一点是,不论持续时间多么短暂,希腊退出欧元区都将令希腊民众蒙受严重的精神打击。成为欧元区的一员和欧盟的一部分,被希腊视为该国在二战后取得的最重大经济和政治成就,是其已成为一个现代、第一世界国家的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正是与希腊可能退出欧盟有关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迫使希腊人接受了第三次援助的苛刻条款,其中包括接受更多的财政紧缩措施并将大约价值500亿美元的国有资产私有化。

最后,没有理由相信,恢复使用德拉克马甚至是大规模贬值的德拉克马,会具有如同阿根廷比索贬值那种同样正面的效果。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希腊不是,将来也永远不会成为今天的阿根廷,或者经济危机之后阿根廷已经成为的那种重量级出口国家。除了自然资源,阿根廷还受益于一种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很快重复发生的奇迹:其经济危机发生在一个恰逢中国和巴西经济扩张的有利时机,在整个2000年代,这两个国家对阿根廷的出口产品拥有几乎难以满足的胃口。

相较之下,希腊经济靠旅游业和运输业来稳定,其主要出口产品是鱼类和棉花。很难想象这样的任何一种产品有可能转变为出口繁荣。因货币更加疲软,旅游业确定会增长。但希腊旅游部门早已大幅降低价格,希望招徕生意。至于说到提高那些希腊可出口商品的产量,为防止造成海洋资源枯竭以及欧盟成员国之间出现不公平竞争,捕鱼业受到欧盟的严格监管;并且,棉花在国际市场上无法要求加价。简而言之,对希腊来讲,其退出欧元区后将承受的痛苦,或许比阿根廷在去美元化过程中所遭遇的痛苦更加严重;而收益可能不是非常显著。

如上所述,阿根廷的例子确实可以为希腊提供教训。首先,经济复苏过程中政治领导层的稳定具有重要意义。自2003年以来,阿根廷实质上是由同一个政府在治理,即由来自庇隆主义党派的已故总统内斯托尔·基什内尔(Néstor Kirchner ,2003~2007年)和现任总统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兹·德·基什内尔(Cristina Fernández de Kirchner ,2008年[当为2007年11月——译注]至今)夫妻二人小组掌权。他们执政的时代是阿根廷历史上由一只政治力量掌权最长的时期之一,在阿根廷以“基什内尔主义”著称,是“庇隆主义”的当代版本。(斯托尔·基什内尔于2010年病逝,他担任总统期间,阿根廷失业率和贫困率骤降,社会保障覆盖面扩大,住房和基础设施建设扩张,科学研究和教育支出增加,居民真实工资收入有实质性增长。克里斯蒂娜·基什内尔于2007年11月就任阿根廷总统,2011年10月赢得连任,第二任期至今年11月结束。胡安·庇隆生于1895年,于1946至1955年、1973至1974年间担任阿根廷总统,1974年去世。“庇隆主义”是对庇隆及其第二任妻子执政理念的总结,其三大核心主张是社会正义、经济独立和政治主权;倡导工团主义,认为国家应当在资方与工人之间进行调和。反对者将其视为威权主义意识形态,庇隆则时常被与法西斯主义者进行比较。——译注)

关于基什内尔夫妇的执政风格,可以厌恶的地方有很多,比如他们对付政敌和媒体时的肆无忌惮、腐败、裙带主义以及赤裸裸的政治野心。即便正准备于今年11月卸任,费尔南德兹·德·基什内尔仍被广泛认为正在谋划于2019年重新掌权,这在阿根廷宪法中大致是允许的。但没有人能够质疑基什内尔夫妇为阿根廷带来的政治稳定,没有这种稳定,该国的经济复苏可能就将无法实现,至少不会很快复苏。2002年(当为2003年——译注)总统选举期间的政治图景是如此惨淡,乃至于当时并不为人所知的巴塔哥尼亚地区圣克鲁斯省(Santa Cruz)省长内斯托尔·基什内尔在前总统卡洛斯·梅内姆(Carlos Menem)退出竞选后自动赢得总统职位。(卡洛斯·梅内姆生于1930年,1989年7月至1999年11月间担任阿根廷总统,2003年再度竞选总统并在第一轮投票中胜出,但因民意调查显示他将在第二轮投票中遭到挫败而自行退出竞选。——译注)

阿根廷提供的另一项教训是,在回归经济稳定的过程中必须减缓社会承受的痛楚。这是基什内尔夫妇的社会经济政策带来的启示,这些政策与盛行于国际金融机构中的新自由主义正统主张大异其趣。基什内尔夫妇非但没有实行紧缩政策,反而扩张了福利安全网,这一点可从社会支出的上升中看到:2002年到2012年间,社会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5%增加到了9%。这项支出的目标不只是对付贫困并向不平等宣战;基什内尔夫妇执政期间,贫困率从53%降低到了23%。“普遍儿童津贴”(Universal Child Allowance)项目向来自父母失业或供职于非正式部门的儿童和少年提供津贴,其数量与向父母受雇于正式部门的儿童提供的一样多;此类计划针对的是更低收入的社会阶层。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教训是,阿根廷的大萧条揭示出,经济复苏之路可能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打破这样一个恶性循环:援助似将诱发不幸以及更多援助,在这一过程中,债务会引发对外国放贷方的依赖。鉴于外部援助总体而言关注受援国重整旗鼓以偿还其债务甚于关注创造可以恢复经济活力的条件,这样的循环几乎毫不令人惊讶。传统上,对这种“救援措施”的批评限于国际金融机构的批评者,而近来,这样的批评意见恰恰来自那些金融机构中的一家:IMF。这一多边组织拥有对希腊与其欧洲债权国之间达成的第三份协议的否决权,它已批评该协议的条款未能提供任何债务减免,而这是希腊长期以来的要求。在IMF看来,目前的协议是不可持续的,并将加剧危机。

IMF的这一新的考量给人们带来了希望,即希腊之痛的一项遗产将是,国际间就如何帮助遭受经济震荡的国家恢复常态达成一致意见:是提供援助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而非更多的依赖和痛楚。

(作者系美国巴德学院教授、政治学研究项目主任。本文原刊于美国《外交》杂志网站,7月26日发布,原题:“Dont Cry for Greece, Argentina”。听桥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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